就在政治體制轉換的同時，明代士人思潮及士風，也在複雜而動盪不安的政治大背景下，開始了自己的轉變之旅。

明代士人之思想，起始秉承的是程朱理學。明成祖親自作序頒佈的三部理學《大全》：《五經大全》、《四書大全》、《性理大全》，實爲程朱學派的論著彙總，程朱理學自此一統天下而成爲明朝的國學，顧炎武在《日知錄》中論當時情形爲“家孔孟而戶程朱”，“八股行而古學棄，《大全》出而經學亡。”

由於宋明理學都片面強調所謂的“去人慾，存天理”之純粹的倫理道德，雖然有其積極一的一面，但也使得一些士大夫們對節操和倫理道德方面的追求，幾近於偏執，這種極端思潮對整個社會亦產生了相當的負面影響。

因爲對倫理思想的極端化和絕對化，所以“去人慾，存天理”這種政治倫理思想直接取代了社會經濟思想之範疇，它要求人們禁絕自己的“私慾”，聲色犬馬固然不可以，“慕富貴”、“尤貧賤”也必須去掉，以求富貴爲恥爲道德品格的底下。尤其在嘉靖、隆慶以後，“禁慾存理”之論日益高漲，這顯然對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產生了極大的阻礙作用。

明繼程朱理學後，對倫理道德的越來越重的絕對化和權威化，對人性和思想的桎梏也是顯而易見的。相當部分士人們因爲此種對倫理和個人道德等方面的極端追求，行爲跡近於“偏執”，同時將純粹的倫理道理政治化，完全取代了政治理念和主張，有時甚至到了叫人目瞪口呆、匪夷所思的地步。他們可以爲了維護某種信念和節操，前赴後繼並持之以恆數十年地爭執一件沒有任何實際意義，或者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後果是好是壞的事。

如前文提到的嘉靖朝“大禮議”事件，滿朝的大臣就居然非要逼着皇上認伯父伯母爲父母，不得以自己父母爲父母，實在是有些滑天下之大稽。而當有人想出了兩邊都不得罪的折中方案時，這些近乎“偏執”的士大夫們，更準備設計將其在皇宮內羣毆打死了事。萬曆朝的要求福王“之封國”事件，其中的福王有否去自己封國，和朝政關係不大，亦純屬宗**理和祖制要求但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事。像此等皇帝和大臣僅因禮儀或倫理等事由而意見相左，對峙數年乃至數十年不決，以至朝政荒廢綱紀淪喪者，爲中國歷史所僅見。

雖然朝臣中的絕大多數人這種不怕罷官、不畏生死與皇帝對峙的骨氣頗爲可嘉，但他們的所作所爲，卻體現出了一種非常不足取的對道德的偏執。朝士們孜孜以他們所謂的“道理”爲大道，以求個人名節爲重，爲顯一己名節之私而全然不顧大體，什麼國計民生一概棄之腦後，實實在在地上演了一場叫人哭笑不得的鬧劇。

在承認士人羣體對倫理道德執着大體是純粹的同時，我們也還必須看到，在這種“偏執”的背後，時常也有些不那麼純粹並相當的功利的人和事存在，儘管它們都往往被冠以道德和正義之名。

嘉靖朝的“大禮議”或者叫“議大禮”事件，在這些問題上是個面面俱到的典型案例，事情本身又很有意思，比較值得細談一番。（未完待續）